工业机器人赋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能有效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推动制造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通过对40个国家2010-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剖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在发达国家提升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行业异质性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技术创新、劳动力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是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机制，其中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提升机器人应用水平、根据行业发展需求与特点采取差异化政策、健全劳动力培养体系和促进制造业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等对策建议。

视唱练耳源自西方，而基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培养音感与审美的“听唸诵唱”自古就有。我国古代视唱练耳教学是广义上的，指建立在音乐认知、内心听觉、文化行为、文化审美等方面之上能产生教育意义的音乐活动与音乐形式分析；现代视唱练耳教学则是狭义上的，是西方音乐理论与音乐文化的产物，具体内容包括视谱即唱、音乐听觉分析与听写等。在分析我国视唱练耳教学历史流变的基础上，追寻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发展脉络，探寻具有中国音乐特色的视唱练耳教学改革的方法和路径。

组织总是期望拥有“最优秀的员工”,希望他们作出积极贡献。基于工作重塑理论分析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员工主观感知的大材小用与任务重塑的关系，并基于期望理论探讨组织如何采用不同方法对大材小用员工的行为进行干预，激发任务重塑。对年轻员工而言，任务重塑干预以提高组织认同和提升自我形象为主，其中自我形象的干预需要分情况采取不同干预方式：当大材小用感处于低等至中等程度，干预重点是高赋权；当大材小用感处于中等程度以上，干预重点是按能力匹配岗位。对年长员工而言，任务重塑干预以发挥个体优势为主，并辅以职业更新规划，突出优势重塑。

随着传统劳动方式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日益紧密，劳动方式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数字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寻劳动方式数字化转型之策，必须以守正创新为根本遵循，既求守正以夯实创新之基础，又务创新以升华守正之境界。要牢牢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明确人的主体地位，共建数据公地，构建全民共享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实践要求：厘清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发展逻辑；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逐步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引导数字资本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变革性力量。在农业农村领域，数字技术已成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持续推动着传统农业农村向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转变，这对促进农业创新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均具有重大意义。以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揭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对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进行分析，梳理目前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对策：缩小地区和代际层面的数字鸿沟，完善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数字化人才的支持，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完善政府顶层设计。

《江南春词》为近年来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作为《江南春》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道光本《江南春词》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鲜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明朱之蕃万历楷录本基础上，由邓廷桢影钞刊刻的道光本《江南春词》极为精美，今人藉此得以窥见万历本的旧貌。在楷录时朱之蕃所依据的本子既不是嘉靖十八年刻本，也不是后来刊刻定型的嘉靖本，而是袁表的一个手集本。道光本《江南春词》不仅具有保存、传播江南文坛资料的价值，而且在作者小传的补写方面具有补史传之缺略的作用。道光本不仅是《江南春》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还以刊刻者对《江南春》文体的理解而影响深远。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具有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生成逻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安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要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生产、实践、分配、协作四个方面健全实现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对扶持手工业虽然并无“一贯的政策”,但在抗战前夕出于救济民生和对日经济备战的现实需要，手工业得到了政府的进一步重视。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筹办即为政府行为的集中呈现，该展会贯彻了南京国民政府“展览观摩”与“研究改良”全国手工业的强烈旨趣。展会闭幕后，巨大的社会效应不独引起社会各界对手工业的关注，也促使各级政府开始谋划手工业改良，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鉴于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仍囿于宣传范畴，对其实际成效也不应过高估计。

江苏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对于粮食安全保障至关重要。当前，江苏省粮食产业竞争力持续领先，具体表现为：粮食生产结构稳定、产能稳步提升、粮价总体平稳、仓储物流设施布局更加完善、粮油加工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粮食安全形势稳中向好。但也面临着生产资源约束趋紧、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粮食供需不平衡、国内粮食定价权受限及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影响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通过加强耕地保护、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构建高品质供应链、推动粮食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及参与海外粮食产业投资、培养粮食科技人才、加强粮食科技创新等方式，构建高质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保障江苏省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教师党支部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斗堡垒，教师党支部与课程思政建设在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上具有统一性，在政治属性上具有一致性，二者的融合具有必要性。要以课程思政建设充实支部党建工作内容，分类制定课程思政建设方案，创新支部党建活动方式，充分发挥支部书记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带头作用，加强课程思政主力军队伍建设，落实支部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考核机制。

高校产教融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旨在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当前高校产教融合中存在着教育公共性危机，表现为利益主导思维、功利主义本位、市场化导向和排他性倾向。基于批判性反思视角，对这四种表现的特征、影响和后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高校产教融合中的教育公共性危机是由当前产教融合中所存在的市场化逻辑、新自由主义治教观和管理主义思想引发的。为了在高校产教融合中实现教育公共性，提出重塑产教融合育人理念、完善产教融合制度、创新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培育具有公共性的教育主体等对策建议。

近年来，各地申请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积极性高涨，南京在科教资源、人才储备、高技术产业等方面具有鲜明优势，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明智的战略选择。在回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明确建设的任务和要求，结合南京现有资源条件和创新基础，从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集群引导、加大高端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夯实创新发展的产业基础和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五个方面提出南京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实施路径，并从加快科学城建设、全面激发区域创新活力、积极构建全球开放创新网络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辛亥民元之际，袁世凯的身份从清廷权臣转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该转变是在各方“拥袁”的背景下进行的，各方对袁世凯的拥护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清政府对袁世凯的授权以及北洋集团对他的认同，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政治基础；革命党对袁世凯权力的认同和承认，为其提供了革命象征；立宪派对袁世凯的投诚与认同，为其提供了精英基础；列强对袁世凯的帮助与支持，为其提供了国际认同；社会大众对袁世凯的认同与服从，为其提供了民意基础。

垃圾分类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合肥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系统动力学模型，采用VENSIM软件对2022—2030年合肥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模拟预测，结果显示，合肥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呈长期增长趋势，到2030年将达244.88万吨。为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将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回收价格分别引入和同时引入调控方案进行仿真测试，结果显示，同时提高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垃圾回收价格的综合调控方案能使生活垃圾产生量降至最低，是最有效的调控方案。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推进生活垃圾收费制度落地见效，细化垃圾分类投放奖惩措施；加强对再生资源回收市场收运主体的管理培训，调控再生资源回收价格；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

传统诚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对人格养成、人际交往和治国理政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诚信观存在缺乏经济发展活力、缺乏普遍性与开放性、缺少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等问题，面临着现代化挑战。对于传统诚信观的现代困境，在充分认知其深厚底蕴的基础上，可以从诚信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价值结合、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情理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等方面，构建传统诚信观的现代性转化实践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

《环游地球新录》是晚清李圭所作的域外游记，其中有不少关于域外民俗尤其是西方民俗的书写，涉及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李圭对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关注得最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工商业代表身份有关。李圭以惊羡与揭弊、反观与自省、固守与开放为视角对域外民俗进行书写，出发点是寻求文化交流及利国利民之举，其域外民俗书写补充、延伸了中华文化的空间，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地质历史角度，南京如今“龙蟠虎踞”的丘陵地貌是7亿年来地球演化的结果。这个认知是地质调查和地质研究的结果。南京地质调查发端于清同治年间，由德国人李希霍芬开启，民国以来一众地质学家对南京地质调查系统推进，成果纷呈，其中《南京市及江宁县地质报告》是1949年以前南京地质调查的阶段性总结。

在现代行政法治框架下，行政协议不仅是行政机构与协议相对人共同推动国家行政治理的关键工具，在行政职能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行政机关单方解除权纠纷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标准界定不明、裁判不一、救济不完全等实践困境，提出应对其规范要件进行检视与辨明，从利益平衡、多元探索以及程序规制三个视角出发，通过比例原则的认定来识别解除权行使的标准，并利用多渠道实质性化解协议纠纷。同时，还应坚持主体协商与合理听证的程序规制，进而探寻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法治化实现路径。

中唐史学家许嵩以前代史书为基础，著成《建康实录》一书。在对《建康实录》进行研究后发现，许嵩的历史编纂思想是对历史变易思想的继承，他还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审视历史问题时，许嵩受多种因素影响，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探讨六朝兴衰；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许嵩受正统观和民族观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与以往史家不同之处——统六朝为正统；在史书编纂方式上，许嵩仿效裴松之等人，提倡博采，大量征引古籍。

伊恩·麦克尤恩的《追日》被誉为当代西方气候小说的代表作品。从个体伦理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者运用了进行时时态，而非未来叙事手法，对个体的伦理身份、伦理冲突和伦理选择进行了实时追踪。麦克尤恩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探讨和书写具有显著的个体伦理性，充分展现了气候问题给个人造成的伦理困境，以及气候变化给个人、社会以及生态带来的影响。这种将气候变化与个体伦理紧密结合的叙事方式引发了宏观语境中对个体伦理选择的讨论，并将其作为地球生态和气候相关问题的文本性隐喻，更为深入、直接地揭示了气候变化所蕴含的伦理意义。

将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显著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提高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来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持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引导企业制定适宜的现金股利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乐府学著作中收集乐府歌辞最为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收录了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乐府诗歌，吴歌即为其中之一。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342首无署名吴歌的韵脚，发现其押韵与晋宋时期文人诗的用韵规律各有异同。吴歌与晋宋时期文人诗押韵的相同之处在于：东冬钟江合用，脂微同用，皆部齐韵字与支部齐韵字不押韵，寒桓删和先仙山分用。吴歌押韵规律相较晋宋时期文人诗作用韵规则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鱼韵与模韵的分用。吴歌中鱼模分用规则与齐梁文人诗的用韵习惯较为接近，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说可谓时代新变，而这种新变或许与吴歌所使用的金陵附近地区方音有关。通过对吴歌鱼韵字押韵的分析，发现吴歌正处于晋代至齐梁诗歌鱼模分用的过渡阶段。整理吴歌鱼模二韵的韵脚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古金陵语音面貌，也证明了鱼模二韵由合用到分用的变化是受到当时金陵语音的影响。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在技术研发、产业结构、要素流动等方面密切关联，具有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整体从勉强协调阶段进入初步协调阶段，但不同阶段及各省（市）的发展速度存在差异；科技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环境治理水平、人力资源投入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促进长三角地区“两业”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推进区域联动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和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

《庄子》中塑造了诸多身怀绝技的劳动者形象，这些劳动者既是从事平凡职业的普通人，也是在劳动过程中由“技”入“道”的真人。“由技入道”观表明，人能在自主自由的劳动实践中，通过去除己见、体悟自然之理来通达生命自由之境。“由技入道”的方法论主要包括：非志不取的劳动选择、用神不分的劳动心境、忘己入天的劳动艺术。庄子“由技入道”观暗含了劳动解放的思想蕴意，对于现代人重新审视劳动实践，探求劳动解放以及人自身的解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其实现依赖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2015年股市动荡期间委以救市重任的“国家队”当前仍活跃于资本市场，并从市场外部监督者转变为内部治理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家队”持股的微观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表明，“国家队”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差异化战略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来实现。调节效应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与“国家队”持股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互补效应，但当企业利润不稳定时，“国家队”持股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队”持股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地存在于较大规模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政府要发挥好主体作用，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中小规模企业；“国家队”要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企业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坚持战略决策与全要素发展并驾齐驱，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驱动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人才培养、塑造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逻辑机理主要体现在突破时空界限、变革教学模式、促进协同育人、推进组织转型等方面。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面临教育理念有待优化、师生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相对不足、实践应用场景不完善、信息化管理与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现实困境，需要从强化教育数字化驱动、筑牢教育数字化转型根基、建设“数字+”专业课程体系、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完善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体系、借助数字技术深化校企合作等方面入手，提高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高管绿色认知能够推动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考察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在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企业，高股权激励企业，以及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更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适当的奖惩措施鼓励投资者关注ESG评级，推动企业ESG发展；企业应加强对ESG的重视，利用高管绿色认知进行绿色创新，提高企业ESG表现。

以设计、监造南京中山陵和主持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而名垂后世的吕彦直，曾经结缘中国科学社及其创办的《科学》杂志。1914年，庚款留学生吕彦直甫抵美国康奈尔大学即入股中国科学社，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创始股东和早期社员；他担纲《科学》杂志编辑，编译了《海底水雷》《爱迭生年谱》等科学文章；他对米尔恩复原的地震仪作改进研究，并绘制复原模型图片，是近代以来第一位探究张衡地动仪复原工作的中国学者；他还是中国科学社社徽的设计者，这枚徽章为他短暂而璀璨的一生烙上了鲜明的“科学”印记。

以2009—2017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审计署于2010—2018年发布的央企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提升作用，其中对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审计通过提升企业关注度、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提升企业ESG表现。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建立更为完善的ESG评价标准，促使企业更加重视ESG方面的表现，提升ESG管理水平；将ESG核心内容纳入审计政策设计，以法律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晰国家审计功能发挥的范围；制定操作性强的ESG审计准则，明确审计原则、程序和方法，确保ESG审计工作的规范性和一致性。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大力推进“首都建设”的同时，还在南京周边农村展开经济建设活动。其中，交通通信建设和市政工程建设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的物资、劳动力交流。此外，政府还在南京周边农村展开了农村道路的修建、金融合作以及水利修建等经济建设活动。这些经济建设项目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南京周边农村经济发展低迷的问题。南京周边农村经济建设所面临的组织散乱、区域规划不合理、忽视农民意愿等种种困境，凸显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农村区域划分、民众工作协调、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局限性。

数字技术在金融系统和实体企业的深度应用，为产融双方运营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条件。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产业生态的协作方式愈加具有数字化特征，深刻改变着产业循环体系的要素资源配置模式与资金运动形式，进而对产业金融服务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基于企业数字化，提出产业金融数字化生态构建的路径：由股权关系联结转向数字生态联结，加强产融数字生态的互动融合；推进产业金融系统自身的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金融专业化水平；创新产业金融产品方案与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服务的适应性。

《桃叶歌》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的爱情歌谣，描绘了主人公的爱情细节，折射出东晋士族婚姻形态。金陵南浦渡因其为《桃叶歌》故事的发生地而得名“桃叶渡”,后世文人多以“桃叶”代称“桃叶渡”,这又为“桃叶”增添了离别相思的意蕴。陈隋之际，《桃叶歌》曾被时人作为陈亡的谶语，此后以“桃叶山”等金陵地标怀古伤今、感慨兴亡的作品亦以“桃叶”代指其名。从王献之与桃叶的才子佳人爱情，到“桃叶渡”的离愁别绪，再到“桃叶山”的感慨兴亡，三种情感之所以能够被统合于“桃叶”一词下，其原因即在于它们均与金陵地区有直接关系。“桃叶”之典由于其意涵的丰富而见于各类文体之中，其故址作为金陵文化的一部分得以留存至今。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税收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生活性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数据，考察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人力资本两条途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扩大增值税减税政策适用范围，增强政策普惠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设计，采取差异化政策。

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对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大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按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东部地区已处于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地区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且基本上代表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仍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共有6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较高，1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13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间位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并出现闪婚闪离、冲动离婚等现象。对此，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增设离婚冷静期，旨在通过立法约束减少冲动离婚和轻率离婚，挽救可维系的婚姻。目前，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已经初显成效，部分夫妇在冷静期结束后选择放弃离婚。但在法律实践中也出现了适用期限缺乏弹性、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同步申请导致冷静期虚化、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设立灵活且有弹性的离婚冷静期期限、设置排除适用离婚冷静期的情形和离婚申请前置审查程序、完善调解措施等举措，逐步健全离婚冷静期制度，使之更加符合当前婚姻法律改革的发展和需要。

基于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提升支付便利性促进居民消费。基于此，从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制定精准的数字金融政策、注重数字金融产品的创新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是衡量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分析，测度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后者略优于前者，在空间演化上呈“东高西低、连片发展、南北边缘低、差异化显著”的特征；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呈“同频”发展趋势，指标差距逐渐收敛，整体上呈“以上海为中心向城市群外围圈层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协调等级划分上，初级协调城市占比较大，中高级协调城市占比较小。建议从统筹城市韧性理念、释放空间集聚效应、缩小城市群内部差距、打造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等方面推进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

融资约束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难题和瓶颈，而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透明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可以显著降低信息不确定性和风险，提升企业的信用度和融资渠道的可靠性，从而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供应链透明度还可以通过供应链集中度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研究揭示，缓解效果因企业性质和内外部治理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企业中，供应链透明度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在企业层面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在政府层面完善供应链信息披露制度，以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透明度的提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